四是以服务业为重点，加快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

百年树人并不仅仅是个比喻，过去20年，中国教育经历了普九和扩招，但全部成年人的受教育年限仅提高了2.7年。如果各种生产要素不再是按照生产率最高原则配置，而是按照既得利益最大化原则配置，则会进一步导致收入分配恶化和发展停滞，一个国家不仅不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甚至可能退回到低收入国家的组别中。

这是要推进的改革优先领域。但不要把太多的城市当做特例。如果在这以后经济增长明显减速，则会使中国在中等收入阶段滞留较长时间。而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逐渐减少，也将减缓劳动力资源重新配置，从而缩小了生产率提高的空间。当前的改革不可避免会触及既有利益格局的调整，应建立一套比较好的成本分担和收益共享机制，降低改革阻力，冲破既得利益藩篱。

从理论上看，实际经济增长率受到潜在经济增长率的约束，即当前生产要素的供给、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等因素决定的合理经济增长速度。中国证券报：如果考虑到改革红利释放的因素，对于十三五潜在增速的预测是否可以提高一些？ 蔡昉：当然。要着力反映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妨害公平竞争等问题，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平正义。

对整改不到位的，要与被审计单位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地方各级政府要保障审计机关依法审计、依法查处问题、依法向社会公告审计结果，不受其他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定期组织开展对审计法律法规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密切关注各项改革措施的协调配合情况，促进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调性。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依法履行审计职责，加大审计力度，创新审计方式，提高审计效率，对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等政策措施落实情况，以及公共资金、国有资产、国有资源、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履行情况进行审计，实现审计监督全覆盖，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国民经济健康发展。

探索在审计实践中运用大数据技术的途径，加大数据综合利用力度，提高运用信息化技术查核问题、评价判断、宏观分析的能力。把绩效理念贯穿审计工作始终，加强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密切关注财政资金的存量和增量，促进减少财政资金沉淀，盘活存量资金，推动财政资金合理配置、高效使用，把钱用在刀刃上。

要加大对依法行政情况的审计力度，注意发现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等问题，促进法治政府建设，切实维护法律尊严。（四）促进公共资金安全高效使用。创新电子审计技术，提高审计工作能力、质量和效率。要加强政府监督检查机关间的沟通交流，充分利用已有的检查结果等信息，避免重复检查。

紧紧围绕国家中心工作，服务改革发展，服务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正，为建设廉洁政府、俭朴政府、法治政府提供有力支持。  七、加强组织领导 （二十一）健全审计工作领导机制。对审计反映的问题，被审计单位主管部门要及时督促整改。--发现问题，完善机制。

  二、发挥审计促进国家重大决策部署落实的保障作用 （三）推动政策措施贯彻落实。对审计发现的重大问题，要依法依纪作出处理，严肃追究有关人员责任。

（二十）保证履行审计职责必需的力量和经费。发现国家政策措施执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重大违法违纪案件线索，维护财经法纪，促进廉政建设。

对获取的资料，审计机关要严格保密。对整改不力、屡审屡犯的，要严格追责问责。  六、提升审计能力 （十七）强化审计队伍建设。对审计反映的典型性、普遍性、倾向性问题，要及时研究，完善制度规定。（十三）积极协助审计工作。着力提高审计队伍的专业化水平，推进审计职业化建设，建立审计人员职业保障制度，实行审计专业技术资格制度，完善审计职业教育培训体系，努力建设一支具有较高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作风过硬的审计队伍。

  四、完善审计工作机制 （十一）依法接受审计监督中国证券报：通过深化改革提升潜在增长率的逻辑是什么？哪些领域的改革亟待推进？ 蔡昉：改革是要消除抑制潜在增长率的制度性障碍，包括户籍制度对劳动力供给潜力的制约、现行投融资体制对投资效率改进的制约，以及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遇到的融资瓶颈导致的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制约等。

解决企业成本上升与普通劳动者和低收入家庭收入提高之间的矛盾，应该从各项公共政策改革入手，其中特别是户籍制度改革和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过去10年中，农民工工资的实际提高速度达到12%，并呈继续攀升的趋势。

具体而言，户籍、收入分配、金融、土地、混合所有制、财税等领域的改革亟待推进。未来，产业结构升级速度会越来越快，第二产业资本密集型岗位和第三产业技术密集型岗位会要求更高的受教育年限，农民工必须在现在的基础上，提高两年至四年的教育水平才能满足需要。

虽然我国实施了一些微刺激措施，但政府总体上保持了定力，这来自于没有明显的就业压力。建议在全国分步实施全面放开二孩，希望看到两三年内这一政策能得以实施。按照十八大确定的目标，中国要实现在2010-2020年间GDP总量翻一番，考虑到这一期间人口增长率大约每年为0.3%，如果GDP每年增长7.3%，按照可比价格，到2020年人均GDP为8764美元，届时，中国仍然是一个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这已经打了两只鸟，从需求角度看，还有第三只鸟，即更加充分的就业可以改善收入分配，农民工如果获得更加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没有了后顾之忧，则可以像市民一样消费，从而改善我国的需求结构。

从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农民工市民化有利于保持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将减缓工资的持续快速上涨。不过，短期不存在就业压力并不意味着长期没有就业风险。

第三，对于尚未纳入市民化时间表（即增量部分）的农民工及其家庭，地方政府有责任尽快为其提供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同时，剩余劳动力向生产率较高部门的转移可以取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进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大部分决策者、经济学家和观察家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减速已经基本形成一个共识，认为这是长期、结构性现象，而非短期的冲击现象。我们的一项调查显示，城镇调查失业率比官方数据更低，甚至有可能目前完全不存在周期性失业。

人口红利的消失导致普通劳动者的短缺和工资持续上涨，制造业生产成本大幅度提高，传统比较优势趋于丧失。这种做法可以尝试，但是否要有这么大的动作，值得商榷。而通过生育政策调整把总和生育率提高到接近1.8的水平，则可以在2030年之后显示效果，潜在增长率可以提高大约10%—15%。更重要的是，由于劳动力不再是无限供给，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已经发生，投资回报率显著降低。

  户籍制度改革应从三方面突破 中国证券报：可否具体阐述一下户籍制度改革的影响？着力推进哪些方面的工作？ 蔡昉：户籍制度改革是一石三鸟、立竿见影的改革。在潜在产出能力降低的情况下，如果人为刺激出旺盛的需求因素，则会导致实际增长率超越潜在增长率，很容易产生通货膨胀、产能过剩，甚至泡沫经济等恶果。

从国外经验看，有些国家如德国依靠职业教育立国，但是其制造业是从几个世纪前就开始发展，并缓慢向前进步，技能相对稳定。情况发生变化就是指生育率显著下降，现在已经具备了改变政策的条件。

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太旺盛会导致学习和接受教育的意愿降低，高技能和低技能工人工资的趋同意味着教育的回报率下降，转换成老百姓的反应就是读书无用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蔡昉近日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的经济减速主要是由于潜在增长率下降，不宜从需求方进行刺激，追求超越潜在增长率的经济增速。